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第二个任期即将于明年6月画上句号。这位曾以“渐进加息”和“抗击通胀”为标签的掌舵者，如今正面临来自白宫的前后夹击。
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副总统万斯近期频繁敦促美联储降息，与此同时，白宫已经在物色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人选。特朗普近日表示，将很快任命继任者。
现任财长贝森特一度被传为最热门候选人，但白宫迅速否认这一传闻。
这场权力更迭的背后，不仅是候选人个人资历的较量，更是美国货币政策未来方向的抉择：是坚守独立性，还是向政治压力妥协？
施压鲍威尔
根据美国联邦储备法案，主席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确认，任期4年，但若其同时担任美联储理事，则理事任期可长达14年。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“独立性”———即使总统对主席不满，也无法单方面罢免，需国会2/3多数票支持。
鲍威尔于2018年被特朗普提名为主席，2022年连任，主席任期将于明年5月结束，但其理事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，这意味着他可能以普通理事身份继续参与货币政策决策，成为继任者的潜在制衡力量。
鲍威尔任内经历了疫情后史诗级的货币宽松与2023年的激进加息周期，成功将通胀从9%的峰值拉回至3%以下，但其政策节奏屡次与特朗普的要求产生冲突。
2025年，特朗普连任后，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。特朗普已经多次在社交媒体上要求鲍威尔降息，但鲍威尔一直明确表示，“不会因关税政策仓促降息”。
随着美国债务规模突破36万亿美元，联邦政府每年需支付1.2万亿美元利息，降息成为缓解财政压力的“捷径”。
特朗普政府近期频繁敦促美联储降息：
6月6日，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，特朗普说，“美联储的‘太迟先生’是场灾难！欧洲已经降息10次，我们一次都没有。若通胀卷土重来，加息应对就好。”
6月11日，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(CPI)报告公布后，特朗普表示，CPI最新数据表现理想，呼吁美联储将利率下调一个百分点。如此一来，美国在即将到期的债务利息上将节省大量支出，这非常重要。万斯当天也以“通胀放缓至0.1%”为由加入施压阵营，将美联储推向政治风暴中心。
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(FOMC)将于6月18日公布利率决议，目前市场预计该会议几乎没有降息的可能。根据芝商所的模型，下一次降息可能要等到9月份。
候选人之争
为加速政策转向，特朗普团队被曝考虑任命“影子主席”，即在鲍威尔任期结束前提前宣布继任者，通过舆论影响市场预期。
这一策略最早是贝森特于2024年10月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的。“可以尽早提名美联储主席，然后设立一个‘影子美联储主席’”，贝森特说，“基于前瞻性指引的概念，没人再真正关心鲍威尔说什么了。”
德意志银行报告指出，这一策略虽无法律效力，但可能削弱鲍威尔的权威，并为候选人铺路。
当前，四位候选人被普遍视为“决赛圈”选手：贝森特、美联储前理事凯文.沃什(Kevin Warsh)、现任理事克里斯托弗.沃勒(Christopher Waller)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.哈西特(Kevin Hassett)。
贝森特虽遭白宫否认，但仍是华尔街眼中的头号种子。对冲基金巨头保罗.都铎.琼斯直言：“贝森特是特朗普的首选。特朗普对经济增长的执着和对忠诚度的重视决定了这一点。”
贝森特这位前金融家深谙特朗普政策议程，正主导关键关税谈判。当被问及候选资格时，他巧妙回应：“我在华盛顿拥有最棒的工作。总统会决定谁最适合美国经济和人民。”
分析指出，贝森特最大的优势在于已证明能在动荡中执行特朗普议程，同时维系金融界信任；劣势则是，若执掌美联储，其与白宫的密切关系可能损害美联储的独立性。
而沃什是特朗普2017年曾考虑的主席人选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的并购业务。2002年，进入小布什政府担任经济顾问，并于2006年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。当时年仅35岁的他，成为美联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理事，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扮演了美联储与华尔街沟通的联络人角色。然而，沃什的“鹰派”底色与特朗普的降息诉求或存在矛盾———他曾批评量化宽松政策，并质疑美联储过度干预市场。
沃勒作为内部候选人，提出一条折中道路。与鲍威尔不同，他认为特朗普关税仅会短暂推高通胀，近期更暗示可能需要降息防止经济衰退。分析指出，沃勒的优势在于精通美联储运作机制，能确保政策连贯性；劣势则是缺乏白宫青睐，且观点不够“鸽派”，不能满足特朗普的降息诉求。
哈西特作为特朗普政策设计师公开为关税辩护：“公司正在回归美国”，并断言2025年经济衰退概率“几乎为零”。分析指出，作为保守派经济学家，他深谙白宫政策逻辑，能无缝对接特朗普议程。但劣势是学术背景强于金融市场实战，且过于紧密的政治关联或削弱美联储公信力。
德意志银行认为，高喊降息100基点的特朗普更青睐“鸽派”，看好沃勒胜算。同时警告新主席面临独立性考验，在通胀升温预期下，其需要在降息压力与维护美联储信誉间寻求平衡。
波士顿联储前主席埃里克.罗森格伦(Eric Rosengren)表示配资网官方网站，“希望无论选谁，这个人都强烈认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应该符合双重使命，而不受政治影响。但这还有待观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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